在中国地图炮业界里，湖北人的地位长期尴尬。
但要说「九头鸟」意味着什么，连湖北人自己都说不清：狡猾？精明？奸诈？干练？连是褒是贬都有争议。
武汉九凤山公园的九头鸟雕像
湖北人，狡猾狡猾的
一方面，在多数外地人嘴里，这听着实在不像什么好话，好在含义模糊，没有「偷井盖」「来信砍」那样明确的指向性。
不过，湖北人热烈拥抱九头鸟，实在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数十年前，「九头鸟」无疑是和「来信砍」一样的地图炮专有名词。
1963 年，毛结识舞蹈演员、湖北人孟锦云后，戏称其「小九头鸟」。孟赶忙岔开话题：「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可见，「九头鸟」自始就是讥讽湖北人狡猾多诈的。这也恰好与「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俗语相证。
而在民国时代，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湖北人刁蛮、好斗。
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 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 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更典型的事例出自蒋介石。据《武汉文史资料》，1932 年 6 月，蒋介石在会议上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
只是，这在历史文献中完全没有证据。
1930 年代的武汉街头
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张之洞也认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在「九头鸟」的说法出现的时代，湖北人无疑是全中国最狡黠刁悍的农民。
提及地理环境塑造行为模式，行为模式造成地域偏见，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无疑是「黄泛区」。
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类似的故事并不止发生在黄泛区。在长江流域，也有一块洪水定期肆虐的地带，这就是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也是全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1950 年代尚有湖泊 1066 个，占总面积的 1/6，湖北省也因此被称为千湖之国。图为《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江汉平原地貌类型。
1980 年代的调查表明，江汉平原核心地带约有 3/4 的耕地处于洪水位线以下，直接或间接受洪水影响。这意味着，应对洪灾在当地居民的行为模式中占据重要一环。
这显然与定期肆虐的洪水直接相关：洪水一来，一切都付之流水，积蓄毫无意义。
沔阳地区的一句清代民谣是最好的佐证：「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因此，江汉平原虽然频频遭灾，其居民并没有像黄泛区那样，大量变成「响马」、盗匪和流民，转而侵扰周边地区。
因为在整个清代，江汉平原的大灾频率一直在提高。据地方志统计，当地洪灾从康熙朝的平均 3.2 年一次，到乾隆朝的 2.7 年一次，再到道光朝的 1.5 年一次。
为了养活人口，当地居民在数个世纪中大规模围垸筑堤，将原来的江滩、湖泽变成耕地。但围垸越多，容水空间便越小，大水就越容易破堤而出。
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使当地居民间的关系越来越接近零和博弈。而越发肆虐的洪水，则会频繁打破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
人畜无害的湖北农民，由此逐渐变成了以狡猾刁悍著称的「九头鸟」。
江汉平原上的农民械斗，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间（15 世纪后期），这正是「江西填湖广」起始之时。土客矛盾为江汉平原上的暴力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在明清时期，官府解决土地纠纷，主要依据为征农业税而编订的官册。即所谓「控争田土以钱粮官册为凭」。
2010 年 7 月，汉江洪峰正通过江汉平原
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在传统社会下，他们能仰仗的，只有宗族的力量。
如汉川豪强黄氏，就曾与其他宗族为控制汈汊湖相争几个世纪。1949 年前，该县各大族都训练有一群打手、储有武器，随时准备械斗。
宗族械斗甚至在解放后仍在继续。如 1957 年，汉川严氏出动 43 只渔船共 140 人与天门肖氏械斗。
不过，宗族间的战争不只会用蛮力。频繁的告官、上访，是斗争的另一种武器。
传统社会的官方价值观是「息讼」，爱打官司的都是刁民。但这些告官的湖北人也的确不是省油的灯。
更让地方官气恼的是去北京上访的刁民：这些刁民肆无忌惮的编造地方官贪赃枉法、谋财害命等剧情，只求能耸动朝廷，让案件得到受理。
常见的情况是等对方手里有了人命，就抬尸告官。长年累月下来，不少人甚至总结出「若要官事赢，除非死一人」的经验，动员年老的宗族成员在械斗中主动送命。
这种看似与宗族价值观完全相悖的惨案，在江汉平原持续发生。仅 1933 年至 1947 年，在洪湖地区一个镇里，就有 18 人在械斗中被自己人打死。
也就是说，相比于强调「耕读传家」的传统宗族，当地社会更鼓励培养强悍刁蛮的斗士。在社会压力和荣誉感的作用下，很多考取功名、在外地当官的族人，也会在家乡有事时辞官回乡，领导争讼和械斗。
由于堤坝和围垸保护了两岸大量耕地，洪水的到来通常会变成一场零和博弈：一侧江堤的溃决，同时会确保对岸江堤的安全，下游江堤溃决，同时会减轻上游江堤的压力。
在争斗成为习惯的江汉平原，为求自保的人们常常故意盗挖对岸或邻垸堤坝，或堵塞本方河口，把洪水引向别家。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跨地域的械斗。
1839 年后，上游的监利县民与下游的沔阳县民为是否要堵住子贝渊决口而不断械斗，一年死亡高达数千。1882 年，江陵知县吴耀斗亲自派人扒开已建好的河堤。
最典型的是，在子贝渊冲突中，监利人用钱贿赂沔阳士绅头领范学儒，使其默许监利人偷挖堤坝。不想事情败露，范学儒只得派人将挖堤者全部淹死，结果「监沔如冰炭水火，虽亲戚亦同为仇敌」。
不过客观而言，1949 年后，这些冲突虽然并未消失，但其频率越来越低、规模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致命。
而且，1954 年后，江汉平原的主要堤防大多保持平安，自然消除了大部分由溃堤引起的社会冲突。
对于农民之间的暴力，无产阶级政权也颇能容忍和调解：
1959 年，汉川、沔阳民众发生械斗，致 1 人淹死、10 人重伤、62 人轻伤。但处理此事的上级工作组开宗明义，确定此「纯属内部纠纷」，轻拿轻放。
湖北省博物馆出售的文创产品九头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