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始社会的部落如何发展成国家”，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理论。
第一个理论，是美国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于上世纪60年代，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
他认为，人群，由小到大，从松散结构发展为国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游团（bands，或译为“群队”）—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
塞维斯之前，在西方，一直是19世纪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于《古代社会》中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学说，被看做是经典理论。
摩尔根认为，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在这三个阶段中，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落联盟，再由部落联盟到国家。
塞维斯的学说，游团（或群队）时期，是比氏族更早的阶段；酋邦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当然，他的理论也有其自己的依据和分析。因此，在西方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第二个理论，是中国的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的。
苏先生认为，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这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也是中国远古史研究的课题。
苏先生从事考古事业六十多年。在上世纪80年代，他根据自己丰富的考古实践，提出了中国“从氏族到国家”的理论。
他认为，就中国来说，从氏族发展到国家，有一条典型的道路，即“古文化—古城—古国”。
苏先生说的“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是后来普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关于辽西的“古文化”，是指兴隆洼-查海、赵宝沟文化等，考古界称之为前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极盛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考古过程中，发现了公元前3000多年的石砌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考古界以“坛、庙、冢”简称之。
“坛、庙、冢”遗址群所在的建平、喀左、凌源三县交界的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发现日常生活居址，显然这是某个较大社会实体的宗教活动中心。
有“积石冢”，说明有了阶级、阶层的分化；有祭坛和神庙，必然会有神职人员；在遗址发现大量真玉制作的礼器、神器，证明当时已经有专业玉匠；同时发现的冶铜遗迹，也显示从采矿、冶炼到浇铸这一系列复杂的工艺过程中，必然存在有组织的协作劳动。
这一切，都说明，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更新了技术，促进了社会分工及专业化。
这种社会分化，包括出现贵族、军事首领，以及出现祭司或巫师。
当社会分工与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导致“城”的出现。
“城”，是一种表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概念，不一定必须有“垣”，就是城墙。比如，商代殷墟遗址，至今也未发现曾经建有城墙。
苏先生认为，辽西这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之上的、有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了——与大面积宗教活动场所相应的生活聚落，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
苏先生将这种公元前3000年的红山文化中的“古国”，归类为“原生型文明”。
而且，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他认为，有人说，中国文明始自商代，且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国考古的事实——他说，“璀璨的中华文明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有自己的渊源。
